作者：周东生    《江苏法制报》2012年第4548期

2011年7月19日上午，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向媒体通报了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、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被执行死刑的情况。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人生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，最能体现一个人最放心不下的秘密，彰显人生最后的叹息与无奈。记得曾经在警示片中看到王怀忠刑前见家人的录像，其拿着孙子的照片亲了又亲，痛哭流涕地对其子说：“就跟孙子说爷爷出国去了！”那时的他白发丛生，容颜枯槁，与其西装革履的形象相去甚远。他的一亲一哭一诉直到现在还印记在我的脑海深处。而胡长清在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后，曾经上书表示：“免求一死，甘愿为人民写一辈子毛笔字。”胡长清的字的确写的很好，很有“颜筋柳骨”的味道，我甚至认为能把字写到这样水平的人，肯定是读过一些书或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，可胡长清对生的渴望已经把自己的“文化人”味道冲淡的一无是处了。现在的读书人裤子熨得笔挺，可膝盖却是弯的，就像这写得一手好字的胡长清一样。无独有偶，湖南郴州的李大伦“愿做一农夫，垂钓度余生”的愿望倒别有一番“闲情雅致”。他为得到线生的机会，给自己描述了“自我惩罚”的生活方式，罔顾自己所犯下的罪行，真是厚颜无耻到极致。看他们所牵挂的，不是自己的小命，就是自己的小家，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所求的就是想再多活几年而已。

回想一百多年前的1898年9月28日，北京玄武门菜市口，一个叫谭嗣同的湖南人在刑前大呼：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！”从此，这个光辉的名字，被赋予了钢铁的骨头，成为19世纪以来中国人永远的怀念。刑场落了一地的鲜血，谭嗣同的头颅掉落在地面，也彻底完结了中国19世纪最后的一丝希望，而他“流血，请自嗣同始”、“不有行者，无以图将来，不有死者，无以召后起”的千古名言也与他生命最后的呐喊一样，展现出那个时代中国人最悲壮、最豪迈的形象。1934年11月24日的北平陆军监狱，抗日名将吉鸿昌于行刑前神色泰然，抬起头高傲地说：“我是为抗日而死，死了也不能倒下，给我拿椅子来，我得坐着死！”并以树枝作笔，大地为纸，书决命诗一首；“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，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。”言毕，直视宪兵开枪。对于吉鸿昌而言，死，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，只是没有为抗日而死，总有种国难未已、正壮志未酬的遗憾。山河破碎，未能捐躯，却不得不注视着同胞枪口射出的子弹洞穿自己的胸口，这是他一个人的悲愤，更是一个民族的痛楚。1935年6月18日，福建长汀中山公园，瞿秋白信步至亭，独坐其上，自斟自饮，淡笑自若，“全园为之寂静，鸟雀停止呻吟”，后悔缓步而行，用俄语唱《国际歌》，行至一处草坪，微笑点头说：“此地甚好，开枪面吧！”瞿秋白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，是当时进步学生的领袖，是20世纪最具六朝名士形神气质的人，是他将国际歌翻译并传唱于中国，原本他最可能成为一个学者，成为一个铁肩担道义、妙手著文的文化巨擘，可他却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，羸弱的身躯蕴藏着毁灭的力量，那是信仰铸造的灵魂。

谭嗣同、吉鸿昌、瞿秋白，他们都是为这片脚下的土地、为了这个国家而慷慨赴死的，在他们身上，体现出什么叫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，他们是鲁迅先生笔下的敢于“直视淋漓的鲜血、正视惨淡的人生”的真的勇士，他们用鲜血捍卫了热血男儿的英雄本色，在暗淡的天际边闪现出最耀眼的一瞬，应令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高山仰止、景行行止。我们应致敬于他们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牺牲精神，致敬于他们青梅煮酒踏歌而行的潇洒风度，致敬于他们以身殉国无怨无悔的悲壮情怀。而今天的胡长清、王怀忠、李大伦们，在自己触犯刑律的情形之下，面对接受法律惩处的时刻，却还不忘为自己寻一条后路，他们被扯下了权利的外衣，真的只不过就是一个依恋世界而显得特别虚弱的人，虽然我们不应该对一个求生的人抱以人格上的鄙视，但我们可以多想想这些人的“遗言”，对生与死提前做一个正确的抉择，因为生存与死亡，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命题。

      “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”，在这个没有英雄的年代里，我只想做一个正常的人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