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周东生    《江苏法制报》2013年第 4956期

胡亥元年7月，大泽乡所在地区连绵阴雨，被派往渔阳成边的九百余人，眼睁睁地看着雨不停地下，身为屯长的陈胜、吴广心急如焚。身陷泽国却已找不到行走的路，队伍沉默，是因为大家心里都在计算着那临头刀终究会如何落下，天空不沉默，拭却雨丝，千行复千行。作为秦王朝的帝国子民，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，如不按期达到渔阳，就只有承受法律的制裁—失期当斩。

虽然陈胜等人的误期，原因出于“会天大雨，道不通，度已失期”。也就是说之所以造成误期并非出于个人的懈怠，陈胜等人主观上没有造成误期的主观故意或过失，而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，造成道不通而不能按期到达，这是一种不可抗力引起的事实不能，不可抗力造成的危害结果在法律上讲应是免责的。而当时的秦律却没有考虑那么多，量刑也无区分，而是一律斩你没商量。面对这样的不讲道理的法律解释，横想竖数都是死路一条，即“今亡也死，大计亦死”，陈胜、吴广决定：“壮士不死则已，死则举大名耳！”陈胜还吼出了一句震烁千古的名言：“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”乃杀都尉，揭竿而起。陈胜、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，陈胜虽然在其称王后六个月后即被车夫庄贾杀害，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“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”，嬴政“吾为始皇帝，传二世三世，乃至万世”的梦想随即破灭。

“夏有乱政而作吕刑，商有乱政而作汤刑。”与此相应的是，中国古代的法从来都不是与权利义务相互联系，而是与“刑”相通，正所谓“法者，刑也”。帝国或王朝的统治者立法中只考虑设置义务，不考虑分配权利，只规定完成任务的目的，完成不了按律定罪，完成不了的原因在所不问。正如汪建成教授在《中西诉讼文化比较》中所言：“在中国古代，法律从来都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，也没有独立的价值，要么是作为政治的附庸，要么是道德的辅助。法律的作用，不是作为保护人们权利义务的手段，而是作为对人们惩罚的工具，过分强调法的威慑作。”所以有史家说秦帝国严刑峻法，作法自毙不无道理，而关于此次大泽乡起义，后世也有法学家归结为秦朝法律的不合理解释而引起的，称之为“一场由法律解释引起的起义”。不论怎样解读，陈胜等人勇开第一枪，都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

杨慎有词：“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”几百年后，西汉文学家贾谊在其《过秦论》中评价陈胜为“翁牖绳枢之子，氓隶之人，迁徙之徒也，材能不及中人，蹑足行伍之间，俯仰阡陌之中。”贾谊以出身取人，似乎对陈胜不屑一顾，但陈胜其实是一个具有英雄主义情怀的人，从其年轻时所说“苟富贵，勿相忘”、“燕雀焉知鸿鸽之志”等可见一斑。而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则对陈胜尊崇有加，郑重其事地将其列入“世家”，在其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体现了太史公先进的历史观。而贾谊在用语刻薄的同时，却也忘了其侍奉的刘氏家族的先祖刘邦，出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加无赖。所以苏东坡评贾谊：“才有余而器不足。”诚哉斯言！